伟大民族中挑选代表，那就等于违背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所有准则。

    法国大革命之后，英国政府就犯过同样的错误，支持了法国的流亡贵族。结果使欧洲陷入了一场持续25年左右的战争。难道我们还能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吗？”

    但是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并不能接受劳合 乔治的观点，他把俄国布尔什维克视为了德国人颠覆沙皇政府的工具，在俄国和德国和解后，他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印象。因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十月革命不是革命，而是在德国操纵下的一次叛逆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法国很多中产阶级先前购买了大量的俄国国债，但是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些国债，这就让法国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普遍的不满。

    因此克列孟梭不能违背国内的民意，他警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，“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向巴黎派出代表，极端激进分子就有可能被鼓动起来，中产阶级则会慌乱不安。街上会发生暴动，那样的话他的政府就不得不用武力平息事态。因此英国和美国打算邀请布尔什维克参加和会的话，那么他就宣布辞职。”

    在2月之前，劳合 乔治面前的俄国问题有三个选择：第一，摧毁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；第二，把它和外界隔绝开来；第三，邀请俄国人来和会，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要算在内。

    不过，第一个选择随着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垮台和苏德合作已经近乎于失败。第二个选择在高尔察克军政府垮台后，协约国也无法封锁住西伯利亚铁路，从而大大的削弱了对于俄国的封锁效果。

    因此劳合 乔治个人是倾向于第三个选择的，把俄国国内的各个派别邀请到巴黎来，让他们达成停战协议，从而给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势力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为了说服四人会议中的其他三国，他这样形容道：“罗马人就是这么干的。把野蛮人找来，告诉他们要守规矩。”

    在俄国问题上，威尔逊支持劳合 乔治，但法国外长毕盛和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有异议。四人会议争执不下中，毕盛建议至少要听听法国和丹麦大使的意见，因为他们刚从俄国回来。这两个人到是来得正是时候，他们带来了一个恐怖而丧失人性的苏维埃俄国的传闻。

    虽然劳合 乔治并不相信这两人夸大的言词，但是围绕巴黎和会的那些保守派们，使得他不得不小心行事。伦敦议会中的托利党人和法国投资者一样，都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。这使得劳合 乔治更加难以选择缓和的方案，当然，日本和中国代表的意见是被排除在首相的视野之外的。

    只是这样一来，对于俄国问题迟迟不能决定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保守派对于缓和主义的不满，他们要求最高理事会明确对俄国问题的决定。

    丘吉尔在议会上攻击首相对俄国问题的优柔寡断，他在议会中疾呼道：“他们同苏俄开战了吗？显然没有，但他们一看到苏俄分子就会开枪。他们以入侵者的身份站在俄国领土上，武装了苏维埃政府的敌人，封锁了它的港口，凿沉了它的战舰。他们真心希望它能倒台，也安排了计策。但是提到战争—他们觉得太可怕了！提到干涉—又觉得太丢人了！”

    法国的福煦元帅成为了丘吉尔对俄国问题言论的支持者，英法的许多报纸都在呼吁明确对于俄国问题的政策，“要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消灭布尔什维克，要么把我们的军队撤回来。”

    威尔逊在见识到了英法强大的保守势力后，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看法，他对一名英国外交官说道：“我坚信应该让他们自救，即便他们要在无政府主义中沉沦一阵子。我有这么一个比方—很多无望的家伙会自相残杀。你不能和这种人做生意，所以把他们都关在一个房间里，把门锁起来，告诉他们等自己把事情都解决好了，就可以打开门做生意了。”

    当然在法国以外的法国军队并不支持本国那些保守派的看法，驻扎在近东地区的法国将军路易 弗朗彻 德斯佩雷就写信给国内说道：“我没有多少士兵进驻这个国家。等到冬天，一想到战友都在休息，自己却在冰天雪地的俄国，我的人是不会高兴的。”

    这位法国将军的警告被法国政府忽视了，在1918年的秋天，法国政府把一支由法国人、希腊人、波兰人组成的混编部队开到了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。这支远征军立刻发现，自己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作战——从布尔什维克党人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，再到无政府主义者。

    远征军的士气很快就崩溃了，在1918年的漫长冬季中，法国部队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欲望，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发现，只要派出会讲法语的人去法国军队劝降，就很容易收服远征军的士兵。

    远征军中的法国军官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：“在凡尔登和马恩河战场上保住脑袋的法国士兵，没一个想在俄国战场上丢掉它。”

    到了1919年4月，法国政府终于发现了远征军所面临的危险处境，于是他们匆忙下令撤军，将敖德萨和当地居民留给了布尔什维克。当地的居民们赶到岸边，徒劳地恳求法军带上他们一起走，但他们被